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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声音]禁令后,就该噤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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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声音]禁令后,就该噤声吗

徐武案采访手记

王思璟/

52日的傍晚,我坐在武汉一家餐厅中,和几个同行一起吃晚饭。

一顿饭的时间,大家先后收到一条短信,记者们心照不宣的那种。

这是我到武汉的第一天。因五一假期,我所在的《21世纪经济报道》当天不出报。

按原计划,我本该稍作安顿后,就直奔徐武父母家,然后第二天尽快写出报道,像以往的公共事件报道一样,与时间赛跑。

这条短信彻底打乱了大家的采访计划。

当晚,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各自默默回房。

与以往不同,这是我报道的为数不多的公共事件中,第一次“受害者”仍待救援的。

徐武是一名长期维权诉讼的武钢职工,在赴京上访后,被关入武钢的精神病医院四年多后,自行逃离至广州向媒体求助,然后被武钢的钢城公安“跨省抓捕”,再次被入院。

或许因为活生生的人的呼救,或许因为一条稿子都没发出的憋屈,或许还有一些别的因缘巧合,此次报道,成为了记者“集体对抗禁令”的一次尝试。

从我个人角度,在我参与报道的公共事件中,徐武事件的事后发展,当事方相关公权力的做法,是最越线的一次。

我认为,这种公权力的失控失声,本身便是新闻的一部分。

当禁令后,报道已不可能,自媒体不该是记者传递信息的禁区。

 

不发稿的采访

对徐武做过先期报道的几位同行,有南方电视台的徐静、《新快报》的余亚莲等。徐武事件中,她两可能是最放不下的。

徐武广州被抓时,刚被徐静做完采访、亲手从电视台送出来。发现徐武被抓时,徐静冲回了院子里,大院保安抓住了一个前往追捕徐武的人,却没能拦住带走徐武的那辆车。

徐静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徐武被强行带走。她事后一直内疚不已,“当时,我隐约想到了被抓的可能,如果我把他送到下一个采访对象那就好了。”

余亚莲更加郁闷,徐武被抓的时刻,正与她通着电话,即将前往她处接受采访。

当时跨省抓捕徐武的,是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精神病院也表示,非经钢城分局同意,不能释放徐武。

因为那条短信,大家都心知没有发稿希望。于是53日上午,我们一行7个记者,也不再各自采访,而是一起赶至武汉市公安局。

这时,我们只是抱着一种简单的想法,希望听到武汉市局的回复,知道徐武什么时候可以回家。然后,我们也就可以各自打道回府了。

等候的时间,我们都开始各自发微博。

1005分,我发了这一条:“一早,7家媒体的记者就等候在武汉公安局。虽然禁令昨天就到了,但他们希望通过交涉,让被精神病的徐武早日被释回家。”

发出去的时候,我的考虑有三点,一,已经不可能发稿了,通过微博向公众释放消息,不失为一个途径;二,希望通过微博传播,有其他未收禁令的同行关注此事;三,提及被禁令,算部分撇清个人行为与职务身份之间关系,避免采访对象告状说记者还在继续采访。

后来,这条微博被转发了775次,其中还有南方电视台的官方微博转发。

虽然不认识这个官博的操作者,但可以想见,他是电视台的一个新闻工作者,可能也为采访对象从自己大院被抓走感到愤慨。

不出意外的,等候数小时后公安局没有给任何有价值答复。随后,我们赶往徐武被关押的武钢精神病院。

 

失控的权力

令同行禁令后坚持的,是徐武与父母正在进行时的侵害,及侵害手段的赤裸裸与滑稽。

3号下午1点多,精神病院内,徐武听到我们喊他名字后,从三楼一个房间窗户露出脸,说:“我在这”,又伸出手挥了一下,还平静的对室内的人说:“有人找我”。一分钟后,他就从窗口消失,再无声息。

很显然,医院发现徐武与记者对话后,迅速对他采取了某种强制措施,使他失去与外界交流的机会。虽然这种交流,毫无疑问,对社会绝不构成任何程度的安全威胁。

或许看来有些幼稚,但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一点愤怒。徐武并不是犯人,即使他是精神病人即使他是有危险倾向会危害社会安全的精神病人,站在窗口讲句话的权利,也不应该被剥夺。

这次露面如此之短暂,以至于我们掏出手机想要拍摄都来不及。只有南方电视台一直开着的摄像头,记下了窗口那双无助的双手。

很快,徐武父亲被同行们接来,他傻傻的看着窗口,只试着叫了几声儿子名字,没有回应,便放弃了。此前,他与徐母已尝试了太多次。

随后,走出精神病院后,徐父接到了钢城分局的电话。对方说,要与徐父商谈解决方案,希望徐父离开记者,回家中见他们。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徐父挂上电话后,在场的78个同行,没有一个想到的是跟踪此事,而是掏钱让徐父打车尽快回家,不要耽误解救徐武。

很快,徐父打回电话说,公安并没有去他家,而是电话告知,当天不去了。

然而,武钢与钢城分局的手段之无耻,仍是未经历旁观此类事件的人,所难以想象的。

4日一早,我们发现,徐武父母失踪。邻居说,3日晚11点左右,他两被“武钢方面的人”带走。

武汉市律协的一位负责人透露,因为记者们3日晚饭时提及,准备次日早上去武钢门口打横幅,让徐父站在旁边拍照,所以“接走”两位老人。

这位负责人是受武钢方面委托,前来“接待”徐武父母所请律师的。

他的这个说法,令人有点不寒而栗。记者们晚饭时的说话,是如何被武钢方面迅速获知并因此采取相应行动的呢?

事实上,这几乎是公共事件中地方政府或相关方的常见手法。

一位当地公安人士向我证实,在徐武事件中,我的手机被采取了最低级别的控制——身处武汉地区的通话被监听。

而记者提及的“横幅”,也算是中国新闻报道的特色。

3日傍晚,武钢新闻发言人白方发来短信:“老师,我被授权正式告知,武钢方面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新华社通稿即为徐武事件的最终解读。”

我们无奈的发现,在确认23号分别到达的宣传禁令后,武钢摆出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将此前虚晃一枪的新闻发布会“取消”。

此前,在类似的公共事件后,无奈的同行们就在当事方门口打出了“禁令无耻”的横幅,以表达愤怒,并希望因此得到当事方回应,从而获得发稿机会。

武钢一招“监听加劫人”,将大家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击碎。

 

被维稳的记者

在武汉,我经历了记者生涯第一次被维稳。

    4日,因为徐武案明确的禁令,我的采访方向转为同类“被精神病”案例。

当天中午,一位访民妻子来到我住的酒店房间。她叫程雪,丈夫胡国红为在单位被殴打上访多年后,发现自己已被单位保卫科委托了司法鉴定,证明胡患妄想症。

采访中,我发现这与徐武案有部分类似之处,即公民与所在国企有矛盾多次上访,随后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并常被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详见本报《武汉疯人事件调查》)。

下午两点多,程雪见我后,从酒店出门,便再也联系不上,手机也一直没人接。而按照我们的约定,她是要回家拿相关的材料,再送回酒店给我的。

到傍晚7点左右,胡国红给我电话,告知程雪已经回家。

他说,程雪从酒店一出去,便被蹲守在门口的武汉市公安局国保部门带走,被盘问了一下午,问上楼见过什么人,谈过什么,到6点多才被释放。

我告诉胡国红,要去他家拿材料。

“那你当心,我家门口常年有几个维稳人员,24小时蹲点。”胡国红在电话中压低声音说道。

在去胡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胡国红是不是真的有妄想症。

就我个人经验,我很难想象,一个因为在单位被殴打而上访20年的访民,会需要动用到几个维稳人员监控,也不敢相信,武汉市对记者的监控会严密至此,连采访对象都会被强制带离盘查。

半小时后,这一切都不再是隔靴搔痒的采访所得,而成为我自己亲身体验的深刻记忆。

胡家在一个普通的武汉小区,走至胡家门口时,我回望了一下,发现两米外,停着一辆小巴,小巴旁站着几个中年男子。

与他们对视的一瞬间,一个男子冲上来,从我手中拔正在查看微博的手机。另外几个男子一起围上来,说我手机亮着灯,一定是在偷拍他们。

然后,这几个男子开始逼问我身份,并动手推拉,阻止我离开现场。

我说:“首先,你们要出示自己的证件,虽然我知道你们是维稳人员,但你们现在是便衣;其次,即使你们出示了维稳部门的证件,也没有权力扣留我手机,或查看我身份。第三,我不想跟你们纠缠,所以给你们看一下手机照片,让我走。”

但是,这些中年男子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拒绝说明自己身份,却一直坚持,我必须把身份证交给他们。

我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再限制我人身自由,我就拨打110。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他们跟影视作品中的流氓差不多,跟他们交流任何问题,他们都一句话:“等我们老大来”,或者“你报警啊,赶紧报”。

我报警后,警车很快赶到。警察一下车,便无视报警的我,径直与这些男子走到一旁说话,然后把我推上警车。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警察让阻止我离开的其中一个人也上了警车。

警车开往派出所途中,我给律师斯伟江打了电话,他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几种涉嫌违法行为,即使那些阻止我离开的人是警察,也没有权力检查我身份证。

警车开到了武汉市江岸区民意派出所。还未下车,警号为024760的出警警察,与阻止我离开的中年男子就说:“快,控制她的手机。”

听到他两这么奇怪的对话,我几乎未经思索,飞跑进派出所,并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在我的意识中,派出所应该是我们遇到危险时的避难所。

然而,那位中年男子与024760一起跨了进来,024760哐一声拉上了派出所的铁栏门,直接开始抢我手机。

我还象在小区对中年男子们一样,要求他出具证件,说明依据的法规扣留我手机,但是024760这样回我:“你录了也没用,今天你什么都带不走。”

024760还说:“我要查你,查你的包里都有什么。”

当时,我下意识的大声呼救,但又隐约感觉到,在派出所的呼救,应该时毫无意义的。

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一种绝望,类似于被整个世界沉默放弃的感觉。

很快,因为斯伟江在微博上的呼吁,很多朋友,甚至网友都知道了我被扣的事,纷纷给相关方面联络,我被放出来。上面那段“抢手机”的录音,也侥幸得以保存。

现在想来,如果我没有在手机被抢后出示证件证明记者身份,如果没有斯伟江等前辈帮忙呼吁联络,如果我只是去胡国红家做客的普通朋友,如果我是一个访民……那晚我会如何度过。

当晚,武汉市委宣传部与武汉市公安局的相关人员去我住的酒店房间,表达“道歉”,告诉我那些中年男子是保安。

我问,保安有什么权力盘查我身份抢我手机,保安怎么会与警察那么熟悉,对方没有回答。

更为可笑的是,我得知,在我离开武汉后,有警察前往我本科就读的武汉大学,向我的老师同学“调查”我读书时的情形。

同时,武汉大部分地区的网友,登陆我微博会被转至色情网站。

 

新闻的边界

    这些情形,我都写在了微博中。

听说,有些同行前辈认为,记者将采访这种职务行为中的收获,公布在个人微博上,有违职业伦理。

也有人认为,记者采访遇到危险是常有之事,“记者的工作是报道新闻,不应将自己变为新闻事件的主角,不该自我炒作”

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有其道理。

但凡事不是绝对的。

首先,禁令到后,多数媒体都无法再行报道。作为前线记者,利用自媒体,传递信息,只要所供职单位没有异议,应当不违背职业伦理。

同时,不少记者接到禁令便已离开现场,事后利用电话网络等通讯工具,了解前线消息,自媒体“报道”,更难说与职业伦理冲突

其次,公权力对公民权力的侵害,特别是随意强行扣留等浅度侵害,已不是个案,而是一种典型性现象。

记者在采访中的遭遇,同样属于这种现象。有时,记者如果不幸体验了这种侵害,会对这种事情有更深的体会,写作时的理解深度会远胜采访对象的诉说。

再次,记者采访受阻,本身也是一种特别的社会现象,它意味着对新闻自由权的侵犯,本身亦需要被公众知悉,有“自媒体报道”的价值。

近日,京华时报记者在采访中被警察殴打致伤,时报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进行报道,最后令北京警方承认伤人,便属此类性质。

最后,我想自我辩解一下的是,在武汉被扣时,我并没有主动有意将事件扩大化,而是因为社交媒体的传播效应群体反应的不确定性,以及公众对徐武事件的关注缺乏合适的释放出口,造成了当晚的微博传播小风波。

 

来源: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南方

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2327340100w2h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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