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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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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
    
  摘 要:中国大学出现了一些与大学本质相悖的缺失,它们是:大学理念缺失;大学精神缺失;大学教师理想缺失;大学独立性缺失;大学制度缺失;大学行政服务缺失;大学教授话语缺失;大学特色缺失;大学学术评论缺失;大学信任缺失。
  关于中国大学的缺失,近年来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比如:缺经费和办学条件,就大量投入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缺规模,就不断扩大规模;缺公平,就采取措施改善不公平的现状;缺人文素质教育,就建立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缺高层次师资,就大量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师资;缺较高的教学质量,就大力实施教学改革……缺什么就补什么!中国对大学改革倾注了辛勤和汗水,而结果依然不能令国人满意。
  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大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规模到质量、从公平到效益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忧的是处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现代社会里的大学,随着物质无限度的发展,大学中人的灵魂已被物质欲望挤满了。
  今天的中国大学牵动着许多仁人志士的神经,人们不断在问,这是为什么?又为了什么?其实,在我们已有的思考中,更多触及的是大学外表的功用,较少触摸到大学的本质——大学是什么?大学为什么?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代大学作为创造、传承高深知识和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除了在其教学和学术上的地位与价值之外,还要求具有“明德”与“至善”的使命与理念。如果说后者是尊从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至上的道义或做人做事之理念,那么,前者就是实现这种理念的手段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现代大学的本质。依据此认识,我们考察今天的中国大学至少有如下十大缺失。
  一、大学理念缺失
  大学理念就是回答大学是什么?为什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大学理念是灵魂。然而,就中国的当代大学而言,已经形成自己鲜明理念的大学还很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虽然有完整的大学教育体系和勇于改革的教育实践家,却缺少大学自治的社会环境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家。现在中国很多大学对理念的思考与实践,多集中在具体的操作化的布置工作性质的层面。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震天口号中,许多大学规划几年达到目标,巨大的投入、宏伟的蓝图,美丽的校园中增添了许多躁动的学生……大学生的理想在“象牙塔”里由“我要当科学家”,变成了在“社会轴心机构”中“我要票子、车子、房子……”。
  这一切就发生在承载国家未来的大学里。原因何在?皆是由于“大学理念”的缺失!梅贻琦先生曾改用《大学》的第一句话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说明何谓大学。大学之道,在于精神层面上的求“善”和器物层面上的求“能”。大学之道在精神层面上,在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探究知识的最高境界,这即是所谓的“善”。大学之道在器物层面上,在于教给学生真理的同时,合理地安排课程体系,使得学生真正能够做到“学为我所用”,教会学生求生的技能,即求“能”。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大学更应该为社会保留一方神圣的“世外桃源”,让躁动的人们在这里静下心来研究一番最纯粹的科学知识,思考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问题,使大学真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二、大学精神缺失
  大学精神是指平等的多元意识,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个性发展,以及非功利的价值追求。它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内化社会先进文化并以创新为取向所形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现象,大学精神虽不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那样直观、可测量,但由于其精髓已浸透和附着在大学内各种文化载体及行为主体上,使人时刻能感受到其独特的感染力。
  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为有效。然而,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表现在多方面:大学作为教学和学术自治中心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大学办学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理念,定位贪大求全,办学目标功利化;大学教师的文化品位下降,学术失范,一些学者把治学作为一种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在权势与学术观点发生冲突之际,往往按照权利的意志修改学术观点,而不是以学者的良知来维护学术自身的尊严;等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大学同样需要信仰与精神的支撑。大学精神的存在,决定了大学教育活动中的人和大学教育的价值与品质。翻开中华民族的教育史,大凡杰出的大学校长及其大学教育活动,无不闪烁着大学精神的光辉,给后人以鼓舞和力量。“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倡导的大学精神,他用这种精神,引领一批学人开创了具有一代“风骨”的北大精神。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处在这种变化中的大学更需要大学精神。
  三、大学教师理想缺失
  大学教师理想本应是教会学生认识人性本善,并以自己的美德为动力,去追求真理,去获取广博的知识,从而宣扬德行,影响社会,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达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达到的效果。然而,近年来,中国大学普遍提出,青年教师要硕士化、博士化,并大量评聘和引进教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教师学历职称“大跃进”现象,加速了大学教师的功利化。现在的一些大学教师热衷于所谓教育的实用追求,大学教师的理想主义精神似乎早已被抛之脑后。因此导致大学教育也越来越远离精神生活,越来越缺少对生活中崇高理想的追求,使现在的大学教育更多的着眼于复制具有人文和科学知识的受教育者,醉心于克隆一个个缺少个性的眼睛与心灵。一个人如果没有心灵的力量,以及心灵的力量没有强大到可以辨识和选择外部世界,那么这个人的存在就将是很危险的,其存在的价值也就要大大的打一个问号。
  中国目前“博士乞丐”的出现,可以洞见大学教师在促成学生“学历成人”时,忽视了“精神成人”的教育。哥伦比亚大学道格拉斯?斯朗教授说,大学教育已经忽略了人的心灵需求、人生目标、人生意义和价值观等领域的东西,这样的大学教育培养的人在角逐利益时,就会不受理性、良心、正义和道德的制约而沦为经济动物。可以这样说,现在有些大学教师并不缺少高深知识,却欠缺理想主义精神,这就是我们不能不直面的大学教师队伍现状。
  四、大学独立性缺失
  现代大学在其教育与学术上的独立性,体现为大学独立的决断和独立的治理。大学之精义在于独立地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就极易被其他机构代替。当大学处于追求真理的权威地位时,也是大学最有能力抵御外界控制与压力之时。但可惜的是,今天中国大学的“领导”也有行政级别,也属“官场人物”,必须按官场规则行事,这就使大学无法真正独立,这也对大学精神的造成了极大损害。一些行政部门缺乏对大学的必要尊重,更进一步加速了一些大学独立性的失落。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强制献血事件发生的背景,就是因为“有关部门”为其下达了“义务献血任务指标”。行政权力无限扩大化,大学如何能独立?
  检阅今天的中国大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大学既没有作为学术组织的自主性与相对独立性,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独立品格。追求真理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固有的文化品性,也是构成大学作为独立机构合法性存在的基础。大学是社会的构成部分,但大学的价值绝不在于沉落为社会的构件,而在先于社会独立追求真理并以此引领社会的发展。大学是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价值判断能力的知识精英的聚集地,大学能够积聚社会良知、彰显批判意识,展现对民族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忧患与追求,所以大学应该将自身在制度构造上的独立性与其知识精英的独立人格有机地统一起来。
  五、大学制度缺失
  中国大学制度问题涉及大学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大学与外界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府集权控制,大学内部运作制度也缺乏合理性,并没有以维护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为目标,在大学权力分配、教学和研究、教师聘用等制度安排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在行政权力泛化、官僚习气盛行的环境中,学术不受重视,尊重学术人才自然无法得到体现。
  中国大学长期以来一直以政府行政约束为主导,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等保持大学正常运转的各种资源,完全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控制。这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大学组织行政化,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机构重叠、队伍臃肿、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的局面长期难以解决。这说明急功近利的政策不能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现在大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某个学校、某个人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机制问题,即制度问题。……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时期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彻底革除大学行政化、官场化的弊端,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如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重的管理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等等。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大学要完成其使命,还有许多制度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开展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促进大学制度现代化,是中国大学完成其使命的迫切要求。
  六、大学行政服务缺失
  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常常交织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导致行政权力常常代替学术权力,以至于以行政权力的方式管理学术事务。大学要实行民主管理,其意义不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为师生做主的“民主”,而是主权在师生的“民主”,亦即大学主权属于师生,而不是属于校长或行政阶层。这一原则来源于“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一原则表明大学的行政权力来源于师生自下而上的授权,而非自上而下产生,大学师生满意和支持的行政组织就是大学合法的行政组织。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直接服务于师生的普遍利益,而非凌驾于师生之上。这一原则也赋予了师生具有天然的监督行政组织的权利,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通过一定的规制,为维护和保障师生行使这一权利提供顺畅的渠道和途径。大学内部行政组织是公仆,而不是公婆,行政组织必须为师生服务,对师生负责,这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存在的价值基础。
  因此,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要牢固树立“师生权利本位,行政服务本位”的观念,以实现师生根本的学术(学习)权力作为自身服务的最高标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师生之所想、谋师生之所求、解师生之所忧。对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而言,必须以师生拥护不拥护、师生赞成不赞成作为实践行政权力的最高准则。对大学的每一个行政人员而言,都要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换。
  七、大学教授话语缺失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大师是关键。从某种意义上,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都由其教授来代表。如果一所大学有一大批学问深厚、道德崇高的教授,这所大学学术气氛必浓,学风校风必优,也必将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大学。大学教授作用的充分发挥,是决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本质因素。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说,我有50%的时间都在听取教授的意见。发扬学术民主,主要是广泛听取教授们的意见。
  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机构,许多事务都与学术息息相关,应该由专门的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教授评议会为学校最高学术管理机构,教授评议会中又有二三十个委员会,决定学校相关事宜,像经费预算委员会除决定经费使用外,还决定给一个系多少教授名额,科研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术规划委员会分别决定具体的教学、学术事务。然而,2004年2月4日《文汇报》对中国几所大学和所属学院成立“教授委员会”的报道是:“‘教授委员会’充分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却让人疑惑。我们都知道,成立教授会是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举措之一。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采用了教授会(当时名为评议会)制度,当时由北大教授和各科学长组成的评议会不是“智囊团”,而是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学校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评议会讨论和投票表决才能实施。
  其实,目前中国各大学以及各院系都设有类似于教授会的“学术委员会”,然而“学术委员会”在学校重大问题上都没有决策权,甚至也没有发言权,最多就是当当“智囊”。在大学这个学术的重镇,教授的权力无法体现,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学术权力存在。
  八、大学特色缺失
  特色是一所大学优势和生命力之所在。不同的大学由于在教育体系中的目标定位、价值取向、学科结构、历史传统不同,会呈现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色。一所大学只有认清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个性,才可办出特色保持优势。然而,中国大学“同质化”严重,已是国内外教育专家的普遍看法。在2004年8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伯顿?克拉克说:“大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办出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服务与质量的特殊性。”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忧虑的说,中国“现在的大学,喊出的口号都一样,‘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重点大学都这么提;很多学校盲目攀比。……千校一面的趋同化倾向令人担忧。”纪宝成认为,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有失偏颇的评价体系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演化,而并非鼓励大学办出特色。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说:“一种模式,都往综合化发展,都不断扩大规模,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最终将使很多学校丧失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许多大学校长呼吁:大学要办出特色!因为大学与大学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可以量化的实力上,更表现在不可量化的特色上。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不可急功近利,大学要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不是可以靠短期行为一蹴而就的,它不是大学面临生存危机时可以呼之即来的救命稻草。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可以作为大学求生存和规避危机的重要手段,但从根本上讲,大学首先应将它作为价值理性和发展战略来对待。
  九、大学学术评论缺失
  学术评论是围绕学术问题实事求是地讨论与对话,它以发展学术、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严肃健康的学术评论可以匡正谬误、拓宽思路、深化认识、繁荣学术,它是学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界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抑制学术腐败的有力武器。但近年来,中国大学里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学术评论的空气非常缺乏,多数评论要么是假大空式的吹捧,要么是故作艰深的剖析。其实,学术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严肃、积极的学术评论。在开展学术评论时,对优秀的学术成果要大力推荐;对粗制滥造、假冒伪劣之作应进行有力的批评和揭露;对平庸之作不作恭维吹捧。让学术在评论中推进,让学风在评论中净化。在进行学术评论时,还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不应执其一端不计其余,不使用尖酸刻薄的言辞。
  同时,要严以律己,虚怀若谷,宽容地对待各种评论意见,警惕和反对学阀、学霸作风,积极发扬学术民主,努力创造学术讨论的良好氛围,推动学术发展。正常的学术评论意味着学术平等,不但一般学术人员与学术权威之间是平等的,而且领导人对学术问题发表的意见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与其他学术观点进行平等交流。学术平等绝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保护少数,因为只有多数保护少数,才能使学术上的少数派,在平等的民主气氛中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发展。
  十、大学信任缺失
  钱钟书曾经在小说《围城》中大骂博士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清华退学博士王垠曾发出呼告:“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 一些学子认为,在大学这所青春集中营里,每个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一样,自觉前途一片光明,却仿佛无路可走,真是死读书活受罪。大学近几年连续扩招,在校人数激增,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大学管理改革滞后,必然会导致大学突发性事件突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马加爵、薛荣华等事件曾一度震惊世人,黄蓉事件也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大学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类似的考试作弊,毕业论文抄袭等问题也屡见报端。更严重的是大学充斥着浮躁之风、浮夸之风,出现了泡沫学术。大学在强大的商业压力下,日渐庸俗,乱办班、滥收费、乱设专业屡见不鲜。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孬种。”王小波为什么离开大学当自由撰稿人?因为他看到大学不是他的精神家园。陈丹青为何辞职?因为他痛惜大学精神的沦陷。贺卫方为何停招研究生?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蝇营狗苟的学术体制。尽管这类负面现象不多,这类问题在大学的比重很小,但是如果忽视这类问题,就会给大学造成极大的信任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系列问题背后原因作深层次的透视,防微杜渐,防止此类现象对构建和谐大学的负面影响。(转帖自网易论坛)
    来源:人民网-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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